截至1932年，大多数公司实际上已不再受其大股东的控制， 经济学家将其定义为“管理控制”。被称为“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管理风潮在各大上市公司蔓延开来。

20世纪30年代以来，管理控制型公司的道德风险日益明显。管理层控制的公司是由高管管理的，尽管他们没有多少股份，但最终却能实现政策上“自我永久的控制地位”，因为他们能够通过代理人和多数股东投票操纵董事会。这些机制有时会造成高度的冲突。

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一种观点出现，即企业界的这种结构分化正在被政界和其他领域所模仿，一个独特的精英“管理阶层”也会随之在社会上出现。

机构经济学家对管理阶层和“技术操作员”阶层（完成工作的人，在很多情况下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进行了区分。管理精英由担任官僚规划者，预算分配者和非技术管理者的“分析师”或“专家”组成。

1957年至1969年间，计算机公司的分析师和技术人员之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权力动态；英国和美国的工业经济学家都对这种动态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分析师们会争权夺利，从而制造冲突。他们通过扩大部门、创造机会雇佣更多直接下属、或获得新的晋升（一种被称为“帝国大厦”的策略），在公司中赢得青睐和影响力。这对组织的整体影响是资源的错误分配和巨大的增长压力。销售和开发周期持续加快。计算机分析师的口号是，“如果它奏效，它就过时了。”“分析师是变革的既得利益者。”

这种动态造成了组织失能。尽管存在技术上的限制，管理者还是使用各种社会策略来强制执行他们的意愿和议程。这反映了75年前Veblen对“仪式性”机构的描述。这些策略包括：

1.组织惯性：新的和具有威胁性的想法被诸如“老板不喜欢”、“这不是政策”、“我没有权力”、“从来没试过”、“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和“为什么要改变有用的东西？”等“想法杀手”所阻止。

2.预算游戏: “得寸进尺法”，意为a new program is sold in modestly， 隐藏其真正的规模；“藏球法”， 意为在一个有吸引力的计划中隐藏一个政治上不吸引人的计划；“分而治之”，意为要求不止一名主管批准预算请求; “免费赠送”， 意为声称其他人会为项目付费，所以组织可以批准；“迷魂记”，意为某个请求得到大量数据的支持，但安排方式不明确其重要性；““延迟付款”，意为在延迟提交可交付成果时声明是因为预算指南方针需要过多的详细计算 ；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策略。

这些20世纪60年代的故事预示着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卡通人物Dilbert 的出现，旨在嘲讽荒谬的管理方式。其作者Scott Adams在1986年至1995年期间在太平洋贝尔公司担任计算机程序员和经理。

图3：Dilbert抓到了软件工程师在公司环境中的沮丧情绪。

（来自：Scott Ad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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