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涉币案件的风险，正在集中暴露在“救济阶段”

做涉币案件时，你会反复遇到一种非常典型的当事人情绪：

“我知道我被坑了，钱也确实转走了，链上也能看到，为啥就是没人管、也追不回？”

问题往往不在事实层面，而在程序层面——

事实越清楚，当事人越容易误以为“救济就能启动”；但在涉币案件里，救济能否启动，先看三件事：定性、管辖、证据能不能落地。

近几年涉币纠纷的形态也变了：

早期更多是“盗币、跑路”；现在更多是结构看起来挺正规（上币服务、U商兑换、NFT投资平台），但资产路径更复杂、主体更分散、跨境更常态。于是，案件推进到“救济阶段”时，常见会撞上三堵墙：

• 资产有价值，但性质与交易关系不容易被快速定性：到底算财产、合同标的、投资权益，还是涉嫌犯罪链条中的“工具”？；
• 跨境与多主体结构让管辖与取证变成现实难题：链上在这儿、交易所在那儿、服务器在境外、人又跑了？；
• 民刑互相牵制：一旦被认为“可能涉刑”，民事很容易被卡住甚至被移送，救济节奏完全不由当事人掌控。

下面用三个比较典型的案子，把“为什么卡”和“律师能做什么”讲清楚。

真实案例复盘

案例一：跨境“上币服务费”骗局

一家H国公司计划在S国交易所上线代币，与交易所一名中国籍业务员对接。双方约定支付80万USDT作为上币服务费。 

支付完成后，该业务员失联，交易所表示其已辞职，服务费亦未到账。

案件推进中的关键障碍

• 案件涉及明显跨境因素，民事救济难以直接启动；在程序选择上，刑事优先原则要求首先解决是否立案的问题。
• 加密资产的跨境流转属性，使证据收集与司法管辖面临现实困难，例如钱包交易记录分布于不同链上、交易所服务器位于境外。
• 行为性质存在定性分歧：究竟属于刑事诈骗，还是民事合同违约，直接决定案件进入哪一程序，也决定了救济能否启动。

律师能做什么？

第一步别急着写“被骗经过”，先把“钱怎么走的”画出来：转账链路、钱包地址、时间轴、对方身份材料、沟通记录、交易所反馈。

同步准备两套话术：

对刑事：突出属地/属人管辖的抓手、强调“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关键事实（诱导、虚构身份/权限、服务承诺、拒不履行、失联等）。

对民事：把争议压缩成“服务费支付—服务未履行—对方占有无依据”，为后续谈判/财产保全做材料底座。

别把“交易所回复”当结论，要当证据入口：交易所不认账很常见，但律师要把它变成“对方内部管理、权限、业务关系”的线索来源。

案例二：USDT兑换骗局

一位投资者在网络结识“投资顾问”，被推荐通过U商兑换USDT。其累计向多个账户转账三百余万元，但资金始终未到账。后续U商被抓，但其仅提供兑换服务，与上游诈骗团伙无直接联系，警方最终终止侦查。

案件推进中的关键障碍

先做“可追索性评估”，再谈路径。这个评估很残酷，但必须做：哪些账户还能冻结？哪些主体能找到？哪些证据能闭环？

把“资金流向”拆成两条线同时跑：

• 银行侧：转账链条、收款账户身份、资金去向（是否集中、是否短期分散）。
• 链上侧：是否存在与已知钱包相关的聚合、归集、跨链、进交易所的节点。

这类案件的核心变量，往往不在“能不能起诉/立案”，而在“能不能在关键节点上实现资产控制”。我们会在推进过程中同步向客户解释每个节点的可行性与风险，让决策建立在可执行的基础上。

案例三：NFT 投资骗局

一位客户通过网络平台购买了一系列高价值NFT，平台宣称相关NFT可获得未来艺术品分红及稀缺数字权益。 客户累计支付约500万元人民币后，平台突然关闭，网站无法访问，负责人失联。后续调查发现，NFT智能合约代码存在后门，资产可被随意转移。

案件推进中的关键障碍

• NFT作为数字资产衍生权益，兼具投资与交易属性，其法律定性在现有规则下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 平台主体与智能合约高度匿名化，叠加跨境部署，导致资产追踪、主体锁定及司法管辖均面临现实障碍。
• 即便可通过合约日志、链上记录或IP信息进行技术追踪，跨链资产往往涉及多个司法辖区，实际追偿难度极高。

扩展实务视角

把技术事实转译成司法能懂的话：合约后门意味着控制权不在客户手里；“可随意转移”对应“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事实支点。

证据不要只盯链上：银行流水、充值记录、平台宣传承诺、分红机制、聊天记录、合同条款、后台截图，这些往往比“链上分析报告”更能打动办案机关。

更要提前说明追回概率：合约后门 + 跨链 + 匿名结构，本质上就是把资产追回难度拉满，刑事也未必能“救回来”，但至少能争取控制关键节点。

民事救济受阻的核心原因

回看前述三个案例可以发现，尽管案件类型各不相同，但在进入救济阶段后，均在民事路径上遭遇了高度相似的制度性阻碍。

1. 刑事优先原则

• 涉及刑事犯罪的行为必须先立案侦查，民事诉讼通常需等待刑事程序完成。
• 刑事判决一旦处理财产权益，民事再诉将触发“一事不再理”。
• 若民事案件将被移送公安，法院认定行为涉嫌犯罪，民事路径被迫中断。

2. 跨境追责难

• 涉案资金与嫌疑人分布多国，跨境取证、调查和执行高度受限。
• 匿名性与可编程性使资产在短时间内被拆分、转移，进一步削弱追回可能。

3. 资产认定与行为定性复杂

• 加密资产既可能是支付工具，也可能承载投资或衍生权益，定性差异直接影响救济路径。
• 即便进入民事程序，因资产分散、证据不足或法律适用不明，法院往往难以支持返还请求。

实务启示

民事救济受限不仅是程序问题，更是制度性约束。

在涉币案件中，刑事路径仍是最现实、可行的救济方式，而律师的核心角色，在于帮助当事人合理规划路径、避免在程序选择上消耗唯一的救济空间。

给律师的办案启示：别只做“材料堆砌”，要做“路径控制”

结合前述三个案件在不同阶段暴露的问题，可以将涉币案件中律师的核心能力，概括为三个层次：前端风险识别、过程中的证据与结构控制，以及对制度边界的清醒认知。

（一）前端：提前识别风险，而非事后补救

• 交易合法性判断：分析是否触及非法集资、诈骗或非法经营风险，重点关注代币是否具有证券型特征。
• 资产属性区分：支付型或功能型代币，更容易被纳入“可流通财产”框架；具备收益承诺的代币，则更易引发刑事介入。
• 跨境结构预判：是否涉及境外主体、交易所或钱包地址，直接决定后续追责难度。

（二）过程：构建可被司法接受的证据链条

• 合同与交易记录规范化：明确交易目的与权利义务，系统保存链上流水与操作记录。
• 跨境通信证据留存：银行流水、平台邮件、聊天记录等，需注意形成时间与连续性。

（三）理解制度边界：路径选择本身就是策略

• 多数涉币案件难以绕开刑事程序，应优先评估刑事路径可行性。
• 民事诉讼更多作为谈判与资金回收的辅助工具，而非主要依赖。
• 律师需清晰管理客户预期，避免将“程序存在”误解为“结果必然”。

（四）进阶实务：走向“临界判断”

很多案子即便你把材料做到极致，也仍可能卡住。原因通常不在努力程度，而在几个“临界判断”上：

• 行为性质到底怎么被理解（诈骗 vs. 纠纷；组织者 vs. 中间环节；获利人 vs. 工具人）；
• 风险结构能不能前置识别（收益承诺、归集节点、交易所入口、控制权证据）；
• 窗口期有没有抓住（冻结节点、协查节点、主体锁定节点）。

这些判断不写在法条里，但决定案件走向。

从“能做什么”到“什么时候能做成”：把关键判断做成可复用的方法

回到前面三个案子，会发现一个共性：  很多涉币案件不是“没有规则”，而是规则之间有缝——定性、管辖、证据、资产控制节点，每一个都可能把案件推进按停。

更现实的一点是：

即便律师把材料准备得很完整，案件也可能在某个节点卡住——不是能力问题，而是遇到了几类“临界判断”：

• 这到底算诈骗，还是交易纠纷？
• 责任主体能不能被锁定？
• 资产控制窗口还在不在？

这些判断很难靠“经验一句话”讲清楚，也很难靠几条法条直接推出来。它更像一种办案的“工艺”：同样的事实，有的人能把它讲成可立案的结构；有的人只能讲成“疑似纠纷”。  差别往往就在证据怎么组织、路径怎么排序、节点怎么踩准。

所以我们今年在郑州安排的这场闭门研讨/实务训练，想做的不是“再讲一遍概念”，而是把这些判断拆开，变成律师可直接拿去用的工作方法：

• 聚焦最容易误判、也最影响结果的节点：何时优先刑事、何时争取保全、何时以民事作为辅助工具、何时需要调整策略。
• 系统拆解刑事切入点、管辖抓手、资产控制节点与证据闭环的组织方式；

既讲清行业与交易体系的基本逻辑，也把涉币案件中高发风险结构、罪名适用与辩护切口、以及案件推进的关键节点方法论做成可复用的框架。目标很简单——让你回到实务里，能接得住咨询、也能更稳地办理涉币刑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