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以1988年伊朗与伊拉克停火为历史镜鉴,分析2026年伊朗与美国脆弱停火背后的深层结构性危机:双方均将自身权力(伊朗的神权国家至上逻辑、美国的军事优势至上逻辑)置于契约之上,导致协议丧失道德与制度基础;信任机制被系统性摧毁,核查体系失效,停火仅存形式而无实质约束力。
原文标题:The Ceasefire Neither Side Can Keep
原文作者:Thomas Aldren
原文编译:Peggy,BlockBeats
编者按:停火达成,并不意味着冲突结束。
在伊朗与美国的这场对峙中,真正发生变化的,不是战场态势,而是「契约本身」的含义正在被重写。本文以 1988 年伊朗停火为起点,回溯霍梅尼如何在神学与现实之间完成一次关键转向,并将这一逻辑对照到 2026 年的停火决策之中,指出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当国家被置于规则之上,任何协议都将失去其约束力。
文章认为,今天的停火之所以脆弱,不只是因为双方缺乏信任,而是因为这种「不可信」本身,已经被各自的制度与历史路径所固化。一方面,伊朗在其政治神学中保留了「必要时可撤销承诺」的空间;另一方面,美国在退出伊朗核协议(JCPOA)并转向极限施压与军事打击之后,也削弱了自身作为契约一方的可信度。
在这样的前提下,停火不再是「通向和平的路径」,而更像是一种被保留下来的形式:它仍然存在,但已缺乏支撑它的道德与制度基础。
当双方都在将自身权力视为最终依托时,协议是否仍然可能成立?而这,或许才是理解这场停火最关键的起点。
以下为原文:
在接受 1988 年与伊拉克停火之前,鲁霍拉·霍梅尼据称曾考虑辞去最高领袖职务。他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
时任议长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提出了另一种方案:由他单方面结束战争,然后再由霍梅尼以此为由将其监禁。两个站在神权国家权力顶端的人,不得不为「撤退」寻找借口——因为他们所构建的神学体系,使得退让在逻辑上几乎不可能。但现实已经逼迫他们必须退让。
霍梅尼没有接受这场「政治表演」,而是亲自「饮下毒药」。1988 年 7 月 20 日,他宣布接受联合国停火。随后,政府仓促寻找宗教上的正当性。当时的总统阿里·哈梅内伊援引了「侯代比亚条约」——这是一项先知穆罕默德在 7 世纪与敌人签署、最终却走向胜利的协议。
正如 Mohammad Ayatollahi Tabaar 在《Religious Statecraft》中所记载的那样,在停火前几天之前,伊朗评论界一直拒绝这一类比;但一旦它变得「有用」,便被迅速动用来「挽救政权」。
数月之内,霍梅尼又向克里姆林宫派出代表团,并对萨尔曼·拉什迪发布了宗教裁决。这一对外行动,正是仿照侯代比亚之后先知致信各国君主的做法。Tabaar 认为,这两者本质上都是政治动作——通过展示宗教立场的「连续性」,来修复此前受损的神学体系。战争停止了,但革命叙事并未终结,而是调整形态后继续延续。
2026 年 4 月 8 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接受了与美国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此前双方已交战四十天。官方声明称这是一次「重大胜利」,并表示伊朗「迫使犯罪的美国接受其十点方案」。其中一句话,对于记得 1988 年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必须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
新任最高领袖、也是当年援引侯代比亚条约者之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亲自下令停火。同时,其领导的委员会也表达了对「美方的完全不信任」。一种带有条件的接受,一种被保留的革命叙事。两位最高领袖,跨越三十八年,呈现出同一种模式。
对于立场偏保守的观察者来说,这种判断并不难理解。「午夜之锤行动」对三处核设施投下了 14 枚钻地弹和 75 枚精确制导武器。在 2026 年 2 月的军事行动中,打击范围已覆盖伊朗 31 个省中的 26 个。伊朗最终接受停火,似乎印证了一个结论:武力达成了五轮由阿曼斡旋的外交谈判未能实现的结果。
对伊朗可能「违约」的怀疑,也并非毫无根据。这种证据,甚至可以追溯到该政权的缔造者本人。1988 年 1 月 8 日,在停火前六个月,霍梅尼发表了一段言论。正如 Tabaar 所称,这「或许是他最具揭示性、也最具后果的一次表述」:「国家,作为先知穆罕默德「绝对统治」的一部分,是伊斯兰最根本的法令之一,其地位高于一切次级教法,甚至高于礼拜、斋戒与朝觐……当既有协议与国家及伊斯兰的整体利益相冲突时,国家有权单方面撤销与人民达成的任何教法性约定。」
就在这里:伊斯兰国家被置于祈祷与斋戒之上,并被赋予撤销一切协议的权力。霍梅尼早年的著述曾将国家视为实现神法的工具,而这一裁示则颠倒了这一关系——国家本身成为目的,并有权凌驾其本应服务的法则之上。
这可以视为该政权的核心神学逻辑,在「绝对监护权」(Velayat-e Faqih,即最高领袖拥有完全权威的体制)之下延续至今。正如 Amin Saikal 在《Iran Rising》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模式反复出现:每当面临重大决策,最高领袖都会在支持决策的同时附加「保留性表述」,以便在必要时随时反转。
在先知传统中,一个有限的制度若宣称应当只归于上帝的忠诚,有一个明确的名称:偶像崇拜。对于条约而言,其后果也十分具体——承诺的形式仍在,但真实的履约基础已经消失,因为作出承诺的一方早已宣示自己有权收回它。
「午夜之锤行动」的支持者,或许可以在德黑兰看到这种模式。但先知传统从不允许人们只在外部敌人身上诊断「偶像崇拜」。
在「午夜之锤行动」之前,在这场四十天战争之前,在停火之前,美国已经退出了伊朗核协议(JCPOA)。根据该协议,伊朗大幅削减了高浓铀储备,并在《附加议定书》框架下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该机构在一份又一份报告中确认伊朗履约。协议确实存在缺陷:部分限制设有「日落条款」,导弹问题也留有空白;从审慎角度看,退出并非毫无理由。但核查体系本身是有效运作的。
然而华盛顿仍然选择退出。无论这一决策本身如何评价,其结构性后果十分清晰:如今要求伊朗在新协议中履约的国家,正是此前撕毁旧协议的一方。当此后外交努力未能在美方的「最高要求」框架下取得结果时,答案变成了升级冲突。
2025 年 6 月:7 架 B-2 轰炸机,14 枚钻地弹,75 枚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三处核设施。官方称之为「一场壮观的军事成功」。然而国防情报局评估称,这些打击仅使伊朗核项目「倒退了数月」。在主要目标福尔多,IAEA 未发现损毁。伊朗 60% 浓度的高浓铀储备(440.9 公斤)下落不明:要么仍在废墟之下,要么已在首轮打击前 13 天转移至伊斯法罕。近年技术最先进的一次空袭,留下的问题却是:我们究竟打中了什么?
2026 年 2 月:全面战争爆发,打击覆盖 26 个省份,最高领袖身亡。根据 HRANA 统计,共有 3597 人死亡,其中 1665 人为平民。四十天之后,停火达成——但铀浓缩问题未解,公开层面也没有任何书面协议。
空袭之后,伊朗暂停与 IAEA 的合作。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向理事会表示,机构已失去对伊朗铀库存的「知识连续性」,且这一损失「不可逆」。如今,IAEA「无法提供任何有关伊朗高浓铀储量规模、组成或位置的信息」。伊朗全面中止合作。但退出协议、实施制裁、再到军事打击——正是如今要求新协议的一方,启动了这一连锁过程。
一个不谨慎的领导人会误判;而一种结构性取向,则会在每一个决策节点重复同样的逻辑:退出协议,施加极限施压制裁,再轰炸设施,然后要求一个刚被证明「无法信任你」的国家重新签署协议。在每一个节点上,选择的都是武力而非契约,摧毁而非信任架构。这种一致性所揭示的,是一种信念:美国的军事力量可以实现那些本应依赖道德结构才能维持的秩序。
霍梅尼的裁示,将伊斯兰国家置于祈祷与斋戒之上;而美国的行为模式,则将军事优势置于契约之上。两者本质相同:都是将有限的权力当作终极依托的「偶像崇拜」。
也正是在这里,这两种「偶像崇拜」发生了交汇:美国无法再要求一种被自己破坏的信任;伊朗也无法提供一种其制度本身保留撤销权的承诺。
曾经弥合双方差距的核查体系,已在两国一连串决策中被摧毁。如今剩下的,是一种仍保留形式、却缺乏道德支撑的协议外壳。
双方都在谈论一个从未公开的协议文本。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求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加以约束;而就在停火宣布前数小时,俄罗斯与中国刚否决了一项更为温和的霍尔木兹海峡决议。
伊朗方面,伊斯兰堡谈判的首席代表是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加利巴夫,同时也是临时领导委员会成员。他在 3 月下旬还曾表示从未与美国谈判,如今却成为谈判主导者——执行协议的人,同时也是制定协议的人。
伊朗提出的「十点方案」中,波斯语版本包含「承认铀浓缩」的表述,而对外英文版本则删去了这一句;特朗普则声称「不会允许任何浓缩」。强制屈服,从未治愈过「偶像崇拜」。1988 年以来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一点。
George Weigel 在《Tranquillitas Ordinis》中,将这种机制命名为「替代无限」——即把有限的政治安排当作终极,从而摧毁一个有序政治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基础。
将这次停火视为美国力量的胜利,或简单认定为伊朗必然违约,其实是同一种错误:都把对一个有限安排的判断,当作终极判断。
坚信武力可以迫使对方服从的「鹰派」,与坚信外交可以改变关系的「鸽派」,本质上是镜像——都拒绝承认一个事实:没有任何人类工具,可以自行完成救赎。
传统从未给出这种确定性。它要求的,是更困难的路径。
在经文中,先知总是先从以色列开始。因为只有「立约之民」,才拥有识别「偶像崇拜」的概念;而当他们拒绝将这一概念应用于自身时,其罪责也更重。阿摩司的宣告从大马士革开始,并非因为其正义,而是因为听众会对「他者」的谴责点头认同——随后,他转向犹大,再转向以色列,点头也随之停止。
识别两国的共同模式,意味着要按照顺序使用这些判断工具:先指出自身的「偶像崇拜」,再评判他者。
这种传统称之为「悔罪的纪律」,它有明确的实践形式:无论是在教会、餐桌,还是在新闻刷屏的群聊中,谈论这次停火时,都应从「承认」开始——退出 JCPOA,是要求新契约的一方首先违背契约;「午夜之锤行动」体现了一种信念:只要破坏足够彻底,就能建立秩序;四十天战争、1665 名平民死亡、单次学校袭击中 170 名儿童丧生,而冲突起点——铀浓缩问题——仍未解决。在指出德黑兰的问题之前,先承认这些事实。德黑兰的问题并不更小,但如果判断总是从对方的错误开始,就不再诚实。
伊朗的不可靠性,早已写入其制度神学之中,对停火条款的审视仍然必要。但对美国的诚实评估,必须在先。只有同时识别两种「偶像崇拜」,才能理解这项安排的真实面貌,而不是把它当作对既有立场的再次确认。
这场停火,本质上是一片废墟。也可能是唯一仍然存在的谈判桌。正义战争传统对和平有真实的优先倾向,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参与这个被掏空的安排,而非简单放弃。
奥古斯丁将和平定义为「秩序的安宁」。而眼下的现实,是一场为期两周、由巴基斯坦斡旋的暂停:没有共同文本,没有有效核查,双方对协议内容各执一词。废墟可以被修复,但前提是,人们不能把它误认为一座大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