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聚焦OpenAI与Anthropic两大AI巨头的竞争格局演变:OpenAI虽凭ChatGPT率先引爆消费市场,但面临用户流失、营收未达预期、核心人才出走及IPO压力;Anthropic以安全对齐为理念,深耕企业级市场,凭借Claude模型在长上下文、智能体协作等优势实现ARR和估值反超,双方在商业模式、技术路径和资本站队上全面交锋。
在全球AI竞赛进入白热化状态的这个春天,《华尔街日报》近日的一篇报道,在大洋彼岸掀起轩然大波。
这篇报道的主角是人工智能领域(曾经)的绝对霸主,OpenAI。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OpenAI首席财务官Sarah Friar在内部指出:
ChatGPT未能实现到2025年底周活跃用户达到10亿的目标,2026年也多次未能达到月度收入目标;
与此同时,还在努力应对用户流失的问题(在编码与企业市场被Anthropic争抢用户,在消费市场被谷歌争抢用户)。
尽管这份报道随后被Sam Altman和Sarah Friar联合指责“荒谬”,但并未能消除其所带来的影响,这一消息公布后,“OpenAI概念股”应声大跌。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Anthropic近日交出了一组亮眼的经营数据:
Anthropic年化营收运行率(ARR)已达到300亿美元,超越OpenAI的240-250亿美元区间。
私募交易平台Forge Global首席执行官Kelly Rodriques此前更是透露了另一组数据——在该平台上,Anthropic的估值已经达到1万亿美元,而OpenAI徘徊在8800亿美元左右。
这些数据密集披露的时间,恰逢OpenAI和Anthropic筹备IPO上市的关键时期,而面对这样的两极反转,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跃然纸面:
Anthropic已经颠覆OpenAI了吗?
OpenAI与Anthropic的故事,本质上是运营鬼才和技术天才的一次理念分裂。
2015年12月,OpenAI在美国旧金山成立,11位创始成员没有一个平庸之辈,有来自头部创业加速器YC的Sam Altman,有师从美国人工智能教父Hilton的Ilya Sutskever,甚至有那位科技狂人Elon Musk。
这家公司最初以非营利组织形式运营,以“最有利于全人类的方式开发通用人工智能(AGI)”来标榜自己,也因此在美国科技领域吸引了不少天赋异禀的技术人才,这其中就包括Dario Amodei和Daniela Amodei姐弟俩。

Dario Amodei是在2016年加入的OpenAI,并很快升到了研究副总裁,深度参与了后来的GPT-2、GPT-3等项目的研究,而他的姐姐Daniela Amodei则在OpenAI担任安全与政策相关的高管,并与Jared Kaplan、Jack Clark、Chris Olah、Tom Brown等,共同组成了OpenAI安全与Scaling研究的核心力量。
然而,这姐弟俩与OpenAI的矛盾随着团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入研究不断加深,他们信奉的是,在Scaling之外要投入足够资源进行“alignment and safety”(对齐与安全),不能仅靠更多算力来自然解决价值观问题。
这样的理念与当时正值高速发展的OpenAI,尤其是OpenAI实际掌权者Sam Altman的理念相悖。
于是,Dario Amodei和Daniela Amodei在2020年底离职,并基于他们信奉的理念筹备创业,与他们一同离职的还有多位OpenAI安全团队的核心员工。

2021年,一家由多位OpenAI核心高管和前员工组成的公司正式成立,并取名为Anthropic。
Anthropic定位为公共利益公司(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明确提出“有用、诚实、无害”(“helpful,honest,and harmless”,简称3H)的模型训练原则,并提出了Constitutional AI训练方法——通过可解释的“宪法”原则指导模型行为。
这也为他们后来在商业化道路上与美国国防部产生冲突,埋下了一颗种子。
与OpenAI早期的“明星云集、多元背景”不同,Anthropic的核心团队是由Dario Amodei在OpenAI内部精心挑选的队员组成,更像一个价值观高度一致的“精英研究小组”,这让他们有了OpenAI无法比拟的凝聚力和稳定性。
而这样稳定的核心团队,为Anthropic后续技术研发和应对商业化过程中的冲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也正是对于安全的执念和谨慎,他们错过了大模型在消费市场的第一波风口。
Dario Amodei在一次采访中曾透露:“2022年,我们已经有了Claude 1的早期版本,这是在ChatGPT发布之前,但我们选择不发布,因为担心这会引发军备竞赛,没有足够时间安全地构建系统。”
不过,他的前东家,OpenAI并不会这么想。

实际上,OpenAI正是在探得Anthropic已经酝酿出一款聊天机器人后,迅速于2022年11月推出了那个改变全球人工智能产业格局的ChatGPT。
随后的故事人尽皆知,ChatGPT一夜爆火,大模型大行其道,OpenAI随后在品牌、用户规模和资本市场上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大模型一哥。
Anthropic直到2023年3月才正式推出Claude第一个版本,虽然践行了自己的初心和团队的理念,但却慢了这关键一步。

正是这一步之慢,让Anthropic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至少在全球的新闻报道中,成了OpenAI的配角。
也正是这一步之慢,让Anthropic想清楚了自己的商业化路径——避开消费市场的红海,转向企业市场,强调安全性、长上下文、复杂推理和可靠输出。
在随后几年里,Anthropic不断打磨Claude的编码质量、文档分析和专业任务执行能力,而远离风暴中心的他们,在模型能力和品牌口碑上却悄悄成长起来,尤其受到重视合规的大型企业和开发者的青睐。
Dario Amodei在回顾时表示:“我们确实在消费者市场让出了先机,但我们相信,长期来看,企业需要的是可信赖、可控的AI,而非只是有趣的聊天工具。”
这样的战略定位,也让Anthropic在大模型烧钱大战后的商业模型建立上的优势建立,埋下了伏笔。
ChatGPT的全球爆火不仅让OpenAI公司估值火箭式上升,更将大模型推向了大众视野,大众自然是喜欢“懒人”式AI服务的,但全球用户数亿用户的涌入,进一步加速了OpenAI对算力的需求,以及对资金的需求。
实际上,早在模型训练之际,OpenAI就已经感受到了大模型的烧钱速度,尤其对算力的需求,引入一位“有钱、有算力”的投资人,就成了OpenAI的一个迫切需求。
于是,Sam Altman在2019年多次往返西雅图,向微软寻求帮助,微软在这一年向OpenAI注资10亿美元,成为了OpenAI的独家云计算供应商。
在这之后,是一段OpenAI与微软的蜜月期,微软先后向OpenAI投资超过130亿美元,OpenAI则将自己的技术集成到了微软的搜索、云计算等产品体系中,微软也借着这次机会,又与谷歌在搜索这一战场,展开了一次激烈的较量。

OpenAI+微软的组合,当时也确实给谷歌吓的不轻,至于微软后来为什么没能颠覆谷歌,那是另一个故事。
凭借ChatGPT打下来的江山,以及随后在大模型领域不断烧钱迭代,OpenAI在大模型消费市场站稳了脚跟,尤其是2024年与苹果的合作,进一步巩固了OpenAI的江湖地位。
2024年,本就在云计算领域没有深厚家底的苹果,几经折腾也没能整出一个像样的“ChatGPT”后,最终选择接入OpenAI的ChatGPT。
OpenAI的模型和技术由此被集成到了苹果的Apple Intelligence和Siri中,用户可选择调用ChatGPT辅助复杂查询,这让OpenAI进一步触达了更广泛的消费主力军,为OpenAI的商业计划打下了基础。

不过,就在OpenAI全军出击之时,大模型在全球迎来了研究热潮。
首先是Meta、谷歌等美国本土科技巨头开始加强对大模型的自研,Meta走了一条开源的“野路子”,志在另辟蹊径,后来这条路也福泽了不少国内大模型团队,本就是transformer架构原创署名团队的谷歌,则整合了谷歌大脑和deepmind团队,加强了对Gemini的开发。

后来,谷歌成了OpenAI在消费市场最大的敌人,甚至好不容争取到的苹果,后来也选择与谷歌来了个世界和解——苹果手机用上了谷歌的Gemini模型。
与此同时,OpenAI内部在2023年底,更是上演了惊心动魄的宫斗戏——在OpenAI首席科学家Ilya Sutskever等人的策划下,OpenAI董事会集体罢免了Sam Altman,理由是“他在与董事会的沟通中不够一贯坦诚”,这一事件震惊行业。
尽管在随后员工大规模请愿下,Sam Altman迅速回归,但随后,OpenAI面临的是核心人才迅速流失,尤其是最初的11位创始成员,已有8人选择离开:
Ilya Sutskever在2024年5月离职并创办了Safe Superintelligence (SSI),Andrej Karpathy同年离职创办了Eureka Labs,同年离职的还有John Schulman,他则是选择加入到了当时已经成长为OpenAI另一个无法忽视的劲敌。Anthropic的阵营。
John Schulman在离职声明中表示:“我希望深化对AI对齐的研究,回归一线技术工作。”

当然,在那段时间里,从OpenAI转投Anthropic的科学家,远不止这一位。
此外,OpenAI还长期存在另一个外忧,早年间离职的Elon Musk一直指责OpenAI不道德,背离开源和非盈利初心,并对OpenAI展开了长期诉讼。
就在OpenAI处于内忧外患之际,Anthropic却得到了充分发展,一边接收自OpenAI阵营转投而来的顶级AI人才,一边与亚马逊形成战略同盟。
早在2023年,Anthropic与亚马逊展开合作,合作内容包括Anthropic使用AWS Trainium芯片训练和部署其AI模型,并合作打造拥有近50万颗Trainium2芯片的算力集群,此外,亚马逊陆续向Anthropic真金白银投了80亿美元。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已经有超过10万家客户在AWS上运行Anthropic Claude模型,由此带来的商业化价值,相较于在消费市场步履艰难的OpenAI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26年初,Sam Altman终于妥协,计划在免费和低价版ChatGPT中引入广告,以支持其基础设施支出并维持普惠。
这一举动在业界引起了广泛讨论,也给了Anthropic嘲笑OpenAI的机会。
在2026年2月8日开幕的第六十届超级碗(Super Bowl)赛场上,充斥着人工智能赞助商的广告,其中最有趣的是Anthropic打出的广告:
"Ads are coming to AI. But not to Claude. Keep thinking."
Anthropic斥资数百万美元在美国全民赛事上投放的诸如此类广告,目标直指OpenAI的广告计划——毫不留情地直接嘲讽OpenAI计划在ChatGPT免费中引入广告的行为。

OpenAI的Sam Altman自然不是那种吃哑巴亏的人,他回应称广告“有趣但明显不诚实”,并指责Anthropic“authoritarian”(专制),强调OpenAI的目标是让AI惠及“数十亿无法支付订阅费的人”,而Anthropic“只为富人提供昂贵产品”。
这一公开互怼,实质上是双方商业模式根本分歧的体现。
OpenAI的路数更接近互联网时代的“搜索引擎”:通过ChatGPT积累海量用户,再转化为生态与多层次变现,追求规模效应与普惠叙事,互联网广告收入必然是其商业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优势在于品牌影响力、微软生态整合与多模态体验,但面临高额基础设施成本与盈利路径压力。
实际上,OpenAI的广告路数也确实卓有成效,广告试点项目仅仅两个月就拿到了1亿美元营收。
基于此,OpenAI向他们的投资者做了一个广告收入的预期数据:
预计2026年达到25亿美元,2027年达到110亿美元,2028年达到250亿美元,2029年达到530亿美元,并于2030年最终达到1000亿美元。
Anthropic则更像互联网时代的“云服务提供商”:聚焦企业级可靠性和安全性,通过Constitutional AI降低采用风险,获取高价值、稳定合同。其单位经济性更好,毛利率更高,在编码和代理工具领域增长迅猛。
尽管二者商业化路径看似有一定差异,但谁又都不服谁,都想将对方干趴下。
所以当时间来到2026年后,我们看到OpenAI与Anthropic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二者不仅都在紧急筹备IPO上市,争夺美国大模型第一股的权重位置,还在年初同一天(2026年2月5日)发布了新模型(Claude Opus 4.6/GPT-5.3-Codex)。
不过,对于大多数专业用户而言,或许并不是非A即B,由于GPT优于执行速度、Claude强于智能体协作和长上下文处理,不少用户在将二者搭配应用,采用“GPT快速生成 + Claude深度审查”的混合工作流。

回过头再来看这两个“冤家”,早已经没有了早些年遥不可及的差距,Anthropic不仅追平了二者之间的差距,甚至在由OpenClaw掀起的智能体应用爆发的这一年里,Claude在智能体协作和长上下文处理上的优势被不断放大,有了颠覆OpenAI江湖地位的意思。
当然,变量依然存在,就在近日,两边下注的亚马逊再次与OpenAI加强合作关系,旗下AI平台Bedrock接入了OpenAI最新大模型、代码生成工具Codex等一系列产品。
实际上,不只是亚马逊在两边下注,OpenAI曾经的盟友微软也在2025年年底联手英伟达,150亿美元投资了Anthropic。
这一次,轮到备受增速放缓、人才流失、巨额成本支出压力的OpenAI来思考,如何在AI商业化最为关键的这一年,守住自己前半程打下的大好江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锌产业”,作者:山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