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经济学人》主编詹尼·明顿·贝多斯对埃隆·马斯克进行访谈，访谈的话题从芯片、电力、机器人，到丰裕社会与星际文明。

图1｜访谈现场：贝多斯与马斯克，背景为Tesla。图源：The Economist/Acast。

这场访谈的三条重要观点

• 时间表：马斯克预测，AI约五年内可能超过全人类智能总和，钱甚至“不再重要”；十年内，人类很可能失去控制位置。

• 中美变量：他认为中国的模型与机器人能力不应被低估；若得到足够的计算资源，中国有可能成为AI领导者。对他而言，芯片、电力与机器人制造共同决定竞争上限。

• 治理提议：他主张前沿AI公司在发布显著更强的新模型前，让竞争者进行有限时间的风险测试；必要时再由政府介入。

马斯克的公司常被看成一张过于杂乱、互不相关的清单：电动汽车、火箭、卫星互联网、AI大模型、人形机器人、太阳能、芯片晶圆厂。

这场85分钟的对谈里，他给了一套相当完整、也相当冒险的未来叙事逻辑，把整张清单串了起来：先让数字智能超过人类，再让它拥有身体；当机器开始大规模“塑造原子”，经济会进入前所未有的丰裕；最后，人类应该把意识从地球扩展到更远的地方。

你可能不接受他的观点，但仍然值得听一听这位世界首富的叙事逻辑。

因为它并不只是关于某家公司会做出什么产品，而是在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当智能、劳动和生产能力被同时重新定价，人类究竟要把自己带向哪里？

AI需要同时具备两种智能

访谈一开始，马斯克给出了极其激进的判断：AI可能在大约五年内超过全人类智能的总和；十年后，人类是否仍处在“控制位置”，也并不乐观。

这当然是预测，不是结论。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如何定义下一阶段的经济。

他的划分很简单：一边是数字智能，另一边是物理智能。前者已经在数字世界快速扩张；后者则需要“末端执行器”——也就是机器人。只有当大模型能够调用大量人形机器人，智能才不只是写代码、生成图像、回答问题，而会开始进入工厂、仓库、家庭、建筑工地和基础设施，直接改变物质世界。

这一跃迁可以概括为：AI从处理比特（bit），走向“塑造原子”。

这也是Tesla、xAI与Optimus为什么会被他放一起。对他来说，人形机器人不是一个独立品类；它是数字智能进入现实世界的身体。若机器人数量足够多、能力足够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就不再主要受人类劳动时间限制。他称之为“准无限经济”。

丰裕不是终点，真正难的是怎么抵达

在他的设想里，钱在2036年甚至可能“不再重要”。理由并不复杂：人需要钱，是为了换取食物、住房、交通、娱乐与服务；若AI和机器人提供的供给远远超过人类所能消费的规模，货币的稀缺性也就失去了原来的位置。

这是一种典型的技术丰裕论。马斯克并没有把未来想象成“少数人拥有AI、其他人被淘汰”的静态格局。他谈的是极高生产率向社会广泛外溢，甚至提出“全民高收入”而不只是基本收入。

主持人追问：如果白领工作先被数字AI替代、体力劳动再被机器人替代，失去工作的人如何生活？财富集中、社会恐惧和制度反应，会不会先于丰裕到来？马斯克承认这会是一条“崎岖的道路”，却没有给出一条足够具体的过渡方案。

他用园艺做比喻：未来的工作像种菜，不是维生所必需，却仍然可以是一种有趣、有意义的选择。这个比喻很迷人，也暴露了问题所在。技术可以让工作变得非必需，却不能自动回答人如何获得尊严、关系、归属感与参与感。

因此，丰裕社会最难的从来不是“能不能生产更多”，而是如何从以劳动为收入与身份核心的世界，过渡到新世界。

马斯克的答案偏向供给；主持人的追问指向分配、制度和人的能动性。两者缺一不可。

对AI的态度转变，从“刹车”到“尽量把方向盘握稳”

马斯克曾长期警告AI的失控风险。现在他仍认为AI和机器人并非零风险，也承认自己对它们的感受会在兴奋与恐惧之间摆动。

变化在于，他似乎不再相信人类能够真正按下停止键。

他早年参与OpenAI的初衷，是希望形成对既有巨头的制衡（主要针对Google）；但这些行动反而通过连锁反应加速了整个行业的发展。于是变成了一种近乎宿命论的务实：与其幻想阻断浪潮，不如减少坏结果的概率，并把注意力放在价值与协作上。

他抛出了一个想法：领先AI公司应定期直接共同讨论安全与安保问题；在发布显著更强的新模型前，其他竞争者可以在有限时间内做风险测试；若风险没有被处理，再由政府保留最终干预权。

这未必是一套充分的治理方案。竞争者之间存在商业利益冲突，安全评估也不能只依赖公司之间的互信。但它至少点出了一个现实：真正理解前沿模型能力的人，往往就在实验室和产品团队里；而公共监督又不能因此缺位。

在价值层面，马斯克给出的准则是“最大限度追求真理”和保持好奇心，并希望更强的AI关心人类的幸福与繁荣。

AI的瓶颈，正在从算法转到能量与物理世界

大模型竞争很容易被描述成参数、芯片与榜单的竞争。马斯克把视野拉得更“高”更“重”：AI的约束不只在芯片，越来越在电力、冷却、电气设备和基础设施。

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会推动轨道数据中心。背后的判断是清楚的：当计算需求以基础设施级别增长，AI不再只是软件产业的事，它会重塑发电、供电、散热、制造、运载乃至太空部署。

从这个角度看，火箭业务与AI是一体的。AI需要更多能量和计算；太空运输与轨道部署为极端规模的基础设施提供了另一种想象空间。马斯克总喜欢把看似不相干的业务连接起来，而这一次，他把连接点放在了“智能的物理扩张”上。

中美竞争不是背景，而是这场AI革命的物理底座

前面的逻辑一旦成立，中美竞争就不可能只是一段地缘政治插曲。它直接写进了AI的能力上限。

马斯克在访谈中反复提及AI竞争的关键词：芯片、电力、机器人。他认为，中国的数字AI与机器人能力已相当强；若获得足够计算资源，中国公司有可能成为前沿模型的领导者。

他认为，限制AI的从来不只是算法人才或模型参数，而是谁能持续提供芯片、算力、电力、冷却设备，以及把智能落地到物理世界的制造能力。

他并不认为单靠出口管制能决定竞赛的终局。美国可以约束本国公司，却不能替世界其他地区作决定；而被限制的一方会提高既有算力的使用效率，并设法补上供应链短板。

在当下阶段，AI的约束有时更接近电力和冷却，而不只是最先进的芯片。

这也是他把轨道数据中心、星舰运力与AI放进一起的原因。它们不只是“太空故事”，也是试图绕开地面能源和基础设施约束的想象。到了这里，问题变了：AI竞争不再只是几家实验室谁的模型得分更高，而是两种工业体系，谁能更快把计算、能源、制造与运载组织起来。

这也是他的观察框架：决定AI地位的，正在从“谁先训练出模型”，扩展为“谁拥有持续运行和大规模部署智能的物理能力”。

火星不是副业，而是同一个问题的更远答案

谈到SpaceX时，马斯克说，他想做的是最大化“意识在未来的光锥”——让有意识的生命在更长的时间、更大的空间里延续与扩展。

这句话比“移民火星”更能解释他的航天执念。火星并不是一项孤立的殖民计划，而是避免意识只押注在地球上的一种选择。他期待的是一个星际航行的文明：人类生活在群星之间，许多曾在非反乌托邦科幻中出现的东西成为现实。

《星球大战》是他在电影院看的第一部电影，六岁的他被震撼到了。很多年后，这种少年时代的想象没有消退，反而变成了一组工程目标：星舰、频繁发射、月球与火星基地、把长期投资从季度业绩的压力中保护出来。

当然，愿景并不等于路线图已经实现。星际文明仍然受制于发射可靠性、长期生命保障、成本、治理与人类自身的承受能力。但马斯克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不把这些问题归入遥远的科幻。他把它们当作应该由当代公司、资本与工程团队开始承担的任务。

需要保留的，是雄心，也是不确定性

这场访谈最容易被记住的，是马斯克那些大胆的句子：五年、十年、准无限经济、工作可选、AI与机器人将主宰宏观事务。

但如果只把它当作又一轮预测，就会错过更重要的东西。

他真正提供的，是一条连续的因果链：数字智能变强，机器人让它进入物质世界；生产能力暴涨，经济与劳动的意义被改写；能源和计算成为新的底座；而太空则成为把文明时间尺度拉长的下一层基础设施。

这条链条未必会按他预测的速度发生，也不保证会导向他期待的结果。马斯克自己也承认，AI既让人兴奋，也让人害怕。对读者而言，更有用的态度或许不是追问“他这次会不会又预测对”，而是把问题落回现实：

当智能逐渐具备行动能力，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让技术的供给能力，配得上社会的承接能力？当人类终于有可能走得更远，我们又要带着怎样的价值观走向那里？

这些问题，比任何一个十年倒计时都更值得现在开始回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业界良新 ，作者：许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