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愿再创办一次英伟达!”黄仁勋亲述创业33年背后的代价

极客邦科技InfoQ
个人专栏
热度: 5119

黄仁勋回顾英伟达33年创业历程,坦言若重来绝不愿再创办一次:早期NV1技术失败致濒临倒闭,靠世嘉500万美元转投资与裁员自救;长期押注CUDA多年无商业回报,直至AI爆发才迎来转折;同时承受巨大家庭牺牲与心理压力,强调创业是‘以百米冲刺速度进行的马拉松’。

摘要由 Mars AI 生成
本摘要由 Mars AI 模型生成,其生成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还处于迭代更新阶段。

33 年前,30 岁的黄仁勋与两位伙伴共同创办了英伟达。33 年后,他离开了这家一手创办的公司,但离任不过几天,硅谷便响起了希望他重返英伟达的声音。

11 月 12 日,英伟达宣布黄仁勋辞去 CEO、总裁及董事职务。此后,一份支持他回归的在线请愿书获得了超过 17 万个签名,马斯克等科技行业人士公开声援。据《金融时报》11 月 15 日报道,黄仁勋已与亲信讨论重返英伟达 CEO 职位的可能性,部分硅谷高管也在筹划向董事会施压。

但就在半年前,有人问黄仁勋,如果能回到 30 岁,还会不会创立英伟达,他给出的回答是:“绝对不会。”

今年 4 月,黄仁勋在接受《How I Built This》主持人 Guy Raz 采访时,给出了这个出人意料的回答。节目最初于 5 月以音频形式发布,11 月 12 日,也就是黄仁勋宣布离职当天,节目重新推出了这场长达 87 分钟的访谈视频。Guy Raz 在新的引言中表示,这场对话的内容并未涉及黄仁勋近期的风波,但希望它能够让外界看到一个更加完整的黄仁勋。

在访谈中,黄仁勋回忆了英伟达险些倒闭的日子:第一代芯片因技术路线错误而失败,他不得不飞往日本,向世嘉承认无法履行合同,请求对方将剩余的 500 万美元合同款转为投资;为了押注 CUDA,英伟达多年投入巨额资金,却始终看不到明确的商业回报。他也谈到了那些无法弥补的家庭时刻,以及自己为何几乎用尽一生的时间,试图忘记昨天发生的事情。

如今,这段旧访谈因为黄仁勋的突然离职,被赋予了新的意味。一个曾经将 33 年人生投入英伟达、直言绝不愿再经历一次创业过程的人,现在又站在是否重返这家公司的十字路口。

1

30 岁创办英伟达时,他从未有过创业失败的念头

1993 年,黄仁勋决定离开 LSI Logic,与 Chris Malachowsky 和 Curtis Priem 共同创办英伟达。那一年,他即将年满 30 岁,已经结婚,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也拥有一份收入不错、前景稳定的工作。

创业之前,黄仁勋的职业发展似乎相当顺利。从俄勒冈州立大学毕业后,他先后进入 AMD 和 LSI Logic,后者是一家主要帮助计算机制造商设计和生产定制芯片的公司,客户包括 Sun Microsystems、Silicon Graphics 等硅谷企业。在与这些公司的合作中,他接触到许多优秀的计算机架构师,也逐渐发现,技术领先未必意味着商业成功,战略选择同样重要。他后来将这段职业经历形容为一连串的好运。

最早提出创业想法的,是他在 Sun Microsystems 认识的 Chris 和 Curtis。两人希望开发专门用于电脑游戏的图形芯片,但没有获得公司的支持,于是决定自己创业,并邀请黄仁勋负责经营这家新公司。起初,黄仁勋并没有打算离开 LSI Logic。但 Chris 和 Curtis 一直没有放弃邀请他。三人反复讨论计算机图形技术的市场机会,黄仁勋也逐渐被这个想法吸引。

他们真正看好的,是个人电脑革命。

当时,《侏罗纪公园》电影展现的计算机图形效果令许多人印象深刻,但要生成这些画面,需要价格高昂的专业计算机。黄仁勋回忆,当时制作类似图像的计算机可能需要 100 万美元,而他们想做的,是让普通消费者花几百美元就能获得类似的 3D 图形处理能力。如果能够把这种技术融入个人电脑架构,就可能创造一个全新的市场。

这并不是一个只有他们发现的机会。主持人在访谈中提到,当时大约有 60 家公司正在尝试类似的事情。黄仁勋拥有稳定的工作、需要抚养的孩子,面对的又是竞争激烈的市场,但这些因素似乎并没有让他产生太多犹豫。

主持人问他,当时有没有担心过创业失败。

“没有。”黄仁勋回答。不一会儿,他又笑着承认:“其实我当时应该考虑一下的。”

在黄仁勋的回忆里,那时英伟达已经在他的脑海中变得非常清晰。当一个想法被反复思考、想象,甚至让人着迷时,它会逐渐变得像现实一样真实。他相信自己和两位合伙人能够建立一家成功的公司,至于最坏的结果,无非是失败后重新找一份工作。

“创业会失败这个念头,从来没有在我脑海里出现过,哪怕一次都没有。”后来,他才知道,这个当初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决定,究竟意味着什么。

2

第一款芯片几乎全部被退货,英伟达曾濒临倒闭

英伟达成立后的第一个重大挫折,来自团队最初选择的技术方案。

第一款芯片 NV1,几乎让这家刚成立不久的公司走向破产。为了将昂贵的专业 3D 图形处理能力带入消费市场,英伟达重新设计了一套图形处理算法。经过两年多的研发,NV1 终于上市,最初卖出了约 25 万块芯片。然而,这些产品最后几乎全部被退了回来。

黄仁勋后来承认,他们从一开始就选错了技术路线。NV1 采用正向纹理映射(Forward Texture Mapping),而当时逐渐成为主流的是逆向纹理映射(Inverse Texture Mapping)。这意味着,即使 NV1 本身能够完成图形处理,它也难以兼容行业正在形成的主流软件接口。随着微软准备在 Windows 95 中推出 DirectX,英伟达发现,自己的产品与这套新的图形 API 不兼容,而其他竞争对手正在沿着另一条路线开发产品。

“我们卖出了 25 万块,但算法实际上行不通。所以后来,这 25 万块产品又全部被退了回来。”黄仁勋回忆,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产品失误,而是一场技术灾难。

麻烦在于,英伟达已经为这套架构投入了两年半时间,后续的 NV2、NV3 也建立在相同的技术基础上。公司此前还与日本游戏厂商世嘉签订了一份价值约 1200 万美元的合同,计划为其游戏主机提供图形芯片。如果继续履行合同,英伟达至少能够维持一段时间,但也意味着还要在已经发现问题的技术架构上投入大约两年。到那时,市场上的数十家竞争对手可能已经遥遥领先。

公司内部因此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继续履行合同,先保证公司活下来;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既然知道技术方向错误,就应该立即放弃。黄仁勋最终选择了后者。他飞往日本,向世嘉的负责人坦承,英伟达原本承诺的技术方案已经不适合世嘉,建议对方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但放弃合同,也意味着英伟达将失去一笔赖以维持运营的资金。没有这笔钱,公司可能很快就会倒闭。因此,在向世嘉说明情况后,黄仁勋又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对方将合同剩余的约 500 万美元转为对英伟达的投资,让公司有机会重新调整技术方向。

世嘉负责人对此表示怀疑。当时,英伟达面临数十家竞争对手,已经决定放弃此前投入两年多的技术架构,却还没有一份明确的新商业计划。黄仁勋没有试图描绘一个确定的未来。他承认自己也不知道接下来完整的商业计划是什么,但有两件事必须完成:让公司活下来,以及让技术回到正确的方向。

最终,世嘉同意将剩余合同款转为投资。这笔约 500 万美元的资金让英伟达避免了立即倒闭的处境,但公司原有的经营计划也必须随之调整。此前,英伟达按照 NV1、NV2 和 NV3 将陆续取得成功的预期不断招聘员工,团队规模已扩大至约 250 人。如今,原有技术路线被放弃,围绕这几代产品制定的研发和业务计划也难以继续执行,而公司手中的资金又十分有限。为了缩减开支、维持运营,黄仁勋不得不进行大规模裁员,最终裁掉了约三分之二的员工。他在访谈中承认,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

人员调整之后,英伟达还必须解决更棘手的技术问题。团队虽然决定放弃原有的图形处理架构,但此前两年多的研发都围绕那条路线展开,要在短时间内重新设计一款符合主流技术标准的芯片,并不容易。黄仁勋回忆,他当时想,既然市场上其他几十家公司都能采用正确的技术方案,英伟达为什么做不到?于是,他前往一家名叫 Fry's Electronics 的电子产品商店,买了三本介绍 OpenGL 编程和图形处理流水线的技术书籍。这些书由 Silicon Graphics 的工程师编写,详细解释了 OpenGL 的工作原理。他把书分别交给三位工程师,让他们以此为参考,着手设计新的芯片。

然而,即使找到了新的技术方向,留给英伟达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在当时,从完成芯片设计到制造出样片,再通过软件测试、修改缺陷并最终投入量产,通常需要一年半至两年。这个过程往往需要多次设计和制造迭代,但英伟达当时的资金只够公司再维持大约六个月。按照传统流程,可能还没等到芯片制造出来,公司就已经耗尽资金。

黄仁勋因此开始寻找能够缩短研发周期的方法。他听说一家即将倒闭的公司开发过一台硬件仿真器(Emulator),可以在芯片真正制造出来之前模拟其运行行为,让工程师提前运行软件、验证设计。这意味着,英伟达有机会跳过传统开发中耗时较长的部分实物样片验证环节,尽可能在流片之前发现问题。但购买这台设备并不便宜,黄仁勋最终花掉了公司剩余资金的一半,才从债权人手中买下这台无人问津的机器。

公司原本就快没钱了,他却进一步缩短了资金能够维持的时间。主持人问他,有没有人反对如此冒险的决定。黄仁勋说,他不记得有人明确反对过,但也不记得自己征求过多少人的意见。

“那是我们当时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最终,英伟达借助仿真器推进了 RIVA 128 的开发与验证,产品达到了足以让公司继续经营的程度。多年后,黄仁勋回忆那段经历时,仍然记得公司当时随时可能倒闭,但他不记得团队每天都在讨论这件事。他记得的,是工程师们非常冷静、专注,一步一步完成眼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这场危机最终过去了,但英伟达并没有从此进入平稳发展的阶段。几年后,黄仁勋又决定投入大量资金开发一项短期内几乎无法带来收入的技术。这一次,他无法像开发 RIVA 128 时那样,给团队设定一个明确的六个月期限。

3

赌上利润推广 CUDA:英伟达等了多年,才等来 AI 的转折

英伟达最初完全围绕电子游戏市场开展业务,但随着 GPU 的性能不断提升,团队逐渐意识到,这类芯片不仅能够生成图像,还可以承担其他计算任务。

最初的探索仍然来自游戏。黄仁勋发现,虚拟世界要想真正具有沉浸感,只有精美的画面远远不够。水需要流动,树叶需要随风摆动,爆炸也应当符合物理规律。这些效果涉及流体动力学、粒子物理等计算,而 GPU 本身已经具备强大的并行处理能力。英伟达由此开始研究,能否让 GPU 不再局限于图形渲染,而是成为一种更加通用的计算设备。

与此同时,大学和科研机构也开始尝试新的应用。黄仁勋提到,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医生曾使用英伟达的图形芯片进行 CT 图像重建,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则在探索 GPU 的其他并行计算用途。这些工作让他看到了一种可能:过去只能依靠昂贵超级计算机完成的任务,也许可以放到普通计算机的 GPU 上运行。

2006 年前后,英伟达推出 CUDA,使开发者能够利用 GPU 进行通用并行计算。但技术发布之后,市场并没有立即给出回应。

黄仁勋发现,推广一种新的计算架构,面临着典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问题。开发者不愿意为用户数量有限的平台编写软件,而消费者又不会为缺乏应用的平台购买硬件。如果没有足够大的设备保有量,就很难吸引开发者;没有开发者,也就不会出现能够证明技术价值的杀手级应用。CUDA 即使有潜力,也可能长期困在这个循环之中。

英伟达最后选择了一条成本高昂的路线:把 CUDA 集成到面向游戏市场的 GeForce 显卡中,借助游戏显卡的出货量,把通用并行计算能力带到尽可能多的个人电脑上。

当时,绝大多数消费者购买 GeForce 只是为了玩游戏,并不需要 CUDA 提供的通用计算能力。但英伟达仍然需要承担相应的开发、硬件支持与生态建设成本,而且无法因此向游戏玩家收取额外费用。黄仁勋回忆,这使原本就承受压力的毛利率进一步恶化。

不过,只有让足够多的计算机具备 CUDA 能力,开发者才有理由投入时间学习它,并为它编写软件。于是,英伟达决定先承担成本,把市场建立起来。

公司随后启动了名为“CUDA Everywhere”的推广计划。员工前往世界各地的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向科学家和软件开发者介绍 CUDA,帮助他们尝试把原有程序迁移到 GPU 上。从地震数据处理、医学影像重建,到分子动力学和其他科学计算,英伟达不断寻找能够利用并行计算能力的应用。黄仁勋自己也经常参与这些推广活动。

这些应用逐渐证明了 CUDA 的技术价值,却很长时间无法支撑其商业投入。大多数早期用户来自科研机构,采购量有限,真正维持公司经营的仍然是游戏显卡业务。

2006 年至 2012 年,英伟达经历了股价下跌和长期低迷。公司还曾因为处理器产品问题承担数亿美元的相关费用。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 CEO,黄仁勋需要面对投资者的质疑,也必须在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解释公司的经营情况。

黄仁勋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能取得商业成功。他回忆,当时自己常常觉得,再过一年情况就会好起来。第二年过去后,他又告诉自己,也许下一年就会有所改变。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多年。

主持人问他,有没有担心过英伟达可能太早进入这个领域,最终创造出一项革命性的技术,却没能等到它真正普及的那一天。

“当然想过,而且经常这么想。”黄仁勋回答。

团队继续联系图像处理软件开发商,也帮助科研人员将程序迁移到 GPU 上。CUDA 的应用场景不断扩大,但没人知道,哪一种应用最终能够带来足够大的市场。

2012 年,深度学习领域出现了一次重要突破。AlexNet 在 ImageNet 计算机视觉竞赛中取得显著领先的成绩,其训练过程利用了 GPU 的并行计算能力。多年积累的 GPU 通用计算生态,终于遇到一个可能带来大规模需求的新应用方向。

黄仁勋回忆,那段时间有多个研究团队联系英伟达,希望获得使用 CUDA 加速深度学习训练的帮助。如果使用传统 CPU,这类任务可能需要大量处理器;而 GPU 中有许多能够同时工作的计算单元,研究人员可以利用少量 GPU,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训练。

在这些研究人员联系英伟达之前,黄仁勋其实对深度学习了解得并不多。真正引起他注意的,是 AlexNet 相比此前算法取得的巨大性能提升。

他开始研究这种技术为什么有效,还能解决什么问题,以及它可能如何改变未来的计算机架构。经过与多个团队的反复讨论,黄仁勋逐渐将 AI 确立为英伟达的重要发展方向。2013 年前后,黄仁勋曾向公司内部发出邮件,明确提出英伟达正在向 AI 公司转变。

回看这段历史,英伟达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按照今天的 AI 市场来设计 CUDA。它最初希望解决的是图形与物理模拟问题,随后发现科学计算的可能性,又在深度学习取得突破之后进一步调整方向。

黄仁勋始终相信并行计算具有重要价值,但他承认,自己并不知道最终会出现怎样的应用,也不知道需要等待多久。对他而言,长期坚持的前提不是已经知道结果,而是经过反复分析,仍然认为这条技术路线值得投入。

他在访谈中说,最初支撑自己做出判断的是第一性原理:如果一种计算架构确实能够大幅提升某些重要任务的效率,那么它就应该有价值。接下来要解决的,是怎样让更多人用上它,以及如何让公司活得足够久,直到那些应用真正出现。

4

“我错过了他们的重要时刻,但他们从未缺席我的人生”

主持人问黄仁勋,连续多年的高强度工作,是否让他错过了很多与家人相处的时间。

“这些都是真的,完全是真的。”黄仁勋回答。

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他一边工作,一边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那时候没有今天的远程办公条件,家里没有可以随时处理工作的笔记本电脑,也没有智能手机。想要完成公司的事情,很多时候就必须去办公室。

黄仁勋错过了孩子们所有的空手道比赛,也错过了他们成长过程中的许多重要时刻。直到接受这次采访时,他仍然不确定,自己是否曾经认真问过孩子们,当年父亲经常不在家,对他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些年里,家里的事情主要由妻子 Lori 承担。黄仁勋说,妻子照顾孩子、照顾他,也操持着几乎所有家庭事务。他不记得 Lori 曾经抱怨过这些安排,甚至不记得她主动提起过自己的牺牲。

黄仁勋与 Lori 在大学实验课上相识。那堂课有两百多名学生,却只有三个女生,他想办法与 Lori 分到同一个实验小组。黄仁勋笑称,这是自己做过的最聪明的决定之一。

多年后,当他已经拥有足够多的财富和资源时,仍然反复谈起妻子当年的支持。他认为,自己能够长期承担创业风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无论公司里发生什么,回到家后,他知道 Lori 仍然会在那里。

尽管自己错过了孩子们生活中的许多重要时刻,两个孩子却一直关注着英伟达。他们读过公司的每一封股东信,参加过每一次股东大会,也出席过黄仁勋参加的每一场会议。成年后,两人都曾离开公司发展各自的事业,后来又回到英伟达工作。接受采访时,儿子 Spencer 35 岁,女儿 Madison 34 岁;英伟达成立了 33 年,几乎伴随他们成长。

“我错过了他们人生中的大多数重要活动,但他们却几乎从未缺席过我的任何重要时刻。”黄仁勋说。

主持人注意到,黄仁勋谈起妻子、孩子和父母时,似乎比谈论技术或商业问题时更容易流露情绪。他于是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黄仁勋总是不愿意谈论自己?

黄仁勋沉默了一会儿,回答:“因为我从来没有独自完成过任何事情。”

他提到父母、朋友、妻子、两位联合创始人,以及一路共事的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回望创业经历,他觉得自己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并不是靠一己之力走到了今天。

不过,黄仁勋不愿意谈论自己,不愿反复回顾过去,还有另一个原因:那些记忆会让他感到焦虑。

5

“我几乎用尽一生的时间,试图忘掉昨天”

在访谈开头,当主持人问起他为什么不愿再创办一次英伟达时,黄仁勋解释,如果一个人只知道最终的结局是这样的成就,自然很容易回答“愿意重来”。但如果必须重新经历创业中的所有困难,包括公司濒临倒闭、被迫裁员、面对投资者宣布糟糕的财务业绩,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这些回忆直到今天仍会让他紧张和焦虑。他说,自己并不喜欢重新想起那些日子。

“我几乎用尽一生的时间,试图忘掉昨天。”

所谓忘记,并不是不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黄仁勋认为,必须把经历转化成下一次判断的依据,又不能让失败带来的情绪一直拖住自己。他用运动员作比喻:丢掉一分之后,需要记住该改进的地方,却也必须把注意力转向下一分。经营科技公司也一样,只不过比赛持续了几十年。

他把高科技行业形容为一场“以百米冲刺速度进行的马拉松”。英伟达早年放弃 NV1 架构,以及此后多年坚持 CUDA,都意味着不断面对新的判断:什么时候应该承认错误、立即改变方向,什么时候又该承受压力,继续等待技术找到应用。对于未来,他同样无法预先知道每一步的答案。

访谈临近尾声时,Guy Raz 再次请黄仁勋回顾,他究竟是如何创办和经营英伟达的。

黄仁勋说,自己之所以能够不断做出艰难的战略决策、承担风险,或许是因为他知道,无论公司发生什么,回家后妻子 Lori 和孩子们都在那里;也或许是因为他始终相信,英伟达的员工希望他能够成功。

他承认,自己原本希望从更加专业、更加技术性的角度解释一家公司的建立与经营。但英伟达是他从第一天起就亲手创办的,这些经历早已无法只用商业判断和技术决策来解释。

“人们常说,生意归生意,私人感情归私人感情。但在我看来,它永远都是个人的事。”

6

访谈精选

Guy Raz:你曾说过,如果有机会重新开始,你不会再创办一次英伟达。为什么?

黄仁勋:如果考虑到英伟达今天取得的成就,以及它为世界和员工带来的回报,我当然喜欢这一切。但真正的问题是,假设我在 30 岁时,就知道创办英伟达、开发 CUDA、让全世界使用 CUDA 有多么艰难,知道自己将经历多少痛苦、失败、裁员、财务危机和难堪,却不知道最后能否成功,我还愿不愿意开始?我的答案是:绝对不会。

Guy Raz:NV1 采用了错误的技术架构,但英伟达已经和世嘉签订合同。如果取消合同,公司可能无法生存。你当时是怎么决定的?

黄仁勋:我们已经在错误的架构上投入了两年半。如果继续履行合同,就还需要花两年时间,而其他竞争对手都在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既然知道方向错了,为什么还要继续把错误的事情做完?

所以我去了日本,告诉世嘉负责人,我们的技术已经不是最适合他们的方案,建议他们寻找其他合作伙伴。但我也告诉他,如果拿不到合同剩余的钱,英伟达就会倒闭。我请求他把这笔钱转为投资。我当时甚至不确定新的商业计划是什么,但我知道,必须让公司活下来,也必须让技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Guy Raz:英伟达当时已经快没钱了,你却拿出剩余资金的一半购买一台硬件仿真器。难道没有人认为这个决定太疯狂了吗?

黄仁勋:按照当时的传统芯片开发流程,从设计到最终投入量产,通常需要一年半到两年,而我们只有大约六个月。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反复制造样片、测试和修改,芯片必须一次做对。

那台仿真器可以在芯片真正制造出来之前模拟它的运行行为,让工程师提前运行软件、验证设计。我知道购买它会进一步缩短公司的生存时间,但那是我们当时唯一能想到的办法。我不记得有人明确反对过,也不记得自己征求过多少人的意见。我记得的是,团队始终非常冷静、专注,因为大家知道,这是公司唯一的生存机会。

Guy Raz:从 2006 年到 2012 年,英伟达股价长期低迷,CUDA 也没有取得明显的商业成功。你为什么还愿意继续投入?

黄仁勋:这恰恰是 CEO 必须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从第一性原理出发,我们相信这种计算方式应该非常有用。但一种计算架构即使再出色,如果只有少数计算机能够运行它,也很难吸引开发者;没有开发者,就不会有突破性的应用;没有应用,用户又为什么要购买支持这种架构的产品?

所以我们决定把 CUDA 集成到 GeForce 显卡中,让游戏显卡把它带到尽可能多的计算机上。这样做成本非常高,还会进一步恶化毛利率,而且我们不能为 CUDA 单独收费。我总觉得明年情况就会好起来,到了第二年,又觉得再过一年就会好。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多年。

Guy Raz:当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始使用 GPU 训练神经网络时,你有没有觉得,这就是自己一直在等待的突破?

黄仁勋:当时有好几个研究团队几乎同时联系英伟达,希望使用 CUDA 加速深度学习训练。在他们向我介绍之前,我其实对深度学习了解得并不多。

后来 AlexNet 赢得了 ImageNet 竞赛,它相比上一代算法取得的性能提升非常显著,这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开始研究:这种技术为什么有效?它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对计算机架构意味着什么?通过反复分析和与团队讨论,我逐渐得出一个结论:AI 可能成为英伟达未来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正式向全公司发邮件之前,我已经和不同团队进行了几十次沟通。

Guy Raz:重新回忆英伟达过去的那些困难,会让你再次感到紧张吗?

黄仁勋:会,当然会。那些记忆会让我感到焦虑,所以我不太喜欢谈论过去。我几乎用尽一生的时间,试图忘掉昨天。

就像运动员在比赛中失去一分后,必须忘掉上一分,重新集中注意力。高科技行业就像一场以百米冲刺速度进行的马拉松,每天都必须全力以赴。真正的挑战在于,你必须从过去的痛苦、失败和挫折中吸取教训,让这些经验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又不能一直背负着过去的情绪。你必须把它们留在身后,继续向前看。

访谈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334D183ofE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InfoQ”(ID:infoqchina),作者:林绮蓓、蔡芳芳

声明:本文为入驻“火星财经 专栏”作者作品,不代表火星财经官方立场。
转载请联系网页底部:内容合作栏目,邮件进行授权。授权后转载时请注明出处、作者和本文链接。未经许可擅自转载本站文章,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侵权必究。
提示:投资有风险,入市须谨慎,本资讯不作为投资理财建议。
本内容旨在传递行业动态,不构成投资建议或承诺。
关键字:CUDA英伟达